原鐵道部部長劉志軍和山西女商人丁書苗（現(xiàn)名丁羽心）聯(lián)手打造的高鐵利益帝國最終土崩瓦解，發(fā)端于審計署2009年對京滬高鐵建設項目進行的跟蹤審計，源于審計發(fā)現(xiàn)的一份交易金額5000萬元的虛假設備采購合同。 投資2000多億元的京滬高鐵建設項目，被劉志軍和丁書苗等人當作他們黑色利益帝國的提款機?；蛟S他們從來就沒有料到，審計人員竟然能夠從京滬高鐵建設項目的數(shù)萬份合同中揪出一份毫不起眼的假合同，由此揭開了丁書苗向中標施工單位大肆索要中介費并向劉志軍進行利益輸送的驚天秘密。 CFP供圖 2009年，按照審計署統(tǒng)一安排，審計署濟南特派辦的審計人員開始了對京滬高鐵建設項目的第一次跟蹤審計。正是他們，牢牢揪住一筆5000萬元的虛假合同不放手，反復跟蹤查證，觸碰到了丁書苗和劉志軍共同編織的竊取國家資金的“秘密網(wǎng)絡”。 2014年12月16日，作為劉志軍貪腐案的關鍵性人物，丁書苗因行賄罪和非法經(jīng)營罪，被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判處有期徒刑20年，罰金25億元，沒收個人財產(chǎn)2000萬元。罰金數(shù)額創(chuàng)下個人罰金的最高記錄。2013年7月8日，劉志軍就因受賄罪和濫用職權罪，被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zhí)行。 每每聽到這些與高鐵、與劉志軍或丁書苗有關的信息，審計人員心里五味雜陳。他們與丁書苗及其背后的利益人周旋的審計過程如今歷歷在目，既有審計過程受阻、調(diào)查進行不下去的苦悶，也有柳暗花明時的欣喜。 丁書苗浮出水面 2008年開工建設的京滬高速鐵路，總里程1300公里，概算總投資2170億元，是當時我國投資額最大的鐵路建設項目，也是一條旨在實現(xiàn)中國鐵路跨越式發(fā)展的鐵路。審計署決定，在京滬高鐵施工建設的同時，對這個重大建設項目進行跟蹤審計。 常規(guī)的建設工程審計，都是錢花完了才審計。跟蹤審計改變了這種審計模式，是邊建設、邊審計，審計過程與工程建設過程基本上同步，錢花到哪里就審計到哪里。 投資2000多億元的高鐵建設工程，各種合同加起來有幾萬份之多，審計應該從哪里入手？ 審計人員記得，當時署領導要求，對付款金額超過千萬元的合同一定要“見賬、見物”，要關注國家投資的每一筆錢花得是不是真實、合法、有效。對那些沒有經(jīng)過招標程序的采購，沒有取得發(fā)票的采購，或者超出預算的支付，都須一筆一筆核對。 審計組注意到，在諸多參與京滬高鐵建設的施工單位中，有一家的主業(yè)雖然不是鐵路建設，卻中標了一個標段高鐵建設工程的B公司。審計組決定，就從這家企業(yè)入手。 在梳理B公司的財務報表時，審計人員發(fā)現(xiàn)，從2008年年底到2009年年初，這家企業(yè)以委托對方代為采購設備的名義，累計將5000萬元匯給北京東潤吉源經(jīng)貿(mào)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東潤公司”），但沒有進行任何招投標程序，對方也未開具發(fā)票。更為蹊蹺的是，東潤公司是在2000年注冊成立的企業(yè)，2008年10月已經(jīng)被吊銷營業(yè)執(zhí)照。B公司匯入上述5000萬元設備采購款，又恰恰是在東潤公司吊銷營業(yè)執(zhí)照之后。 審計組進一步了解到，東潤公司的實際控制人是丁書苗。 這是審計人員第一次接觸丁書苗這個名字。當時在所有的公眾媒體上，丁書苗這三個字都是與成功企業(yè)家、慈善人士等頭銜相關聯(lián)的正面形象。 花費5000萬元購買的設備去了馬達加斯加？ 竟然將5000萬元打給一家已經(jīng)注銷的個人控股公司？這個不同尋常的做法足以讓審計人員懷疑這筆代理采購業(yè)務背后很可能藏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審計人員向B公司提出要求，要去實地看看他們花費5000萬元都買到了哪些設備。在施工現(xiàn)場的項目負責人一聽審計人員要看設備，頓時慌了神。他支支吾吾地說，采購的設備還沒有到貨，合同也是上面簽的，他并不知情，了解情況要給領導打電話問問。他居然一邊說，一邊拔腿就向外跑，留下了目瞪口呆的審計人員。這樣的場景也是不多見的。 讓審計人員沒有想到的是，第二天，這位項目負責人居然又主動找到審計人員解釋說明情況。他說，公司借用這筆錢為馬達加斯加的海外項目購買了設備，設備遠在馬達加斯加呢！ 或許這位項目負責人以為，把故事扯到遙遠的馬達加斯加，審計人員就不會再查下去了。他沒有想到，他的說法很快就在審計人員的查證之下被推翻。審計人員一邊跟蹤查證馬達加斯加海外項目的設備，一邊延伸調(diào)查東潤公司和B公司的其他往來賬目。 審計人員發(fā)現(xiàn)，B公司支付給東潤公司的5000萬元，東潤公司沒有支付給任何一家設備供應商。其中3000萬元轉(zhuǎn)給了東潤公司的關聯(lián)企業(yè)北京博宥投資管理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博宥集團”）。這家后來不斷見諸報端的博宥集團，實際控制人也是丁書苗；另外的2000萬元轉(zhuǎn)給了兩家煤炭相關企業(yè)，實際上是替博宥集團歸還拖欠這兩家企業(yè)的貸款。 顯而易見，B公司支付給東潤公司的5000萬元所謂設備采購款，其實都流入了丁書苗控制的博宥集團。從5000萬元國有施工企業(yè)資金的實際去向，審計人員初步判斷，“給馬達加斯加的海外項目購買設備”的說法很可能是個徹頭徹尾的謊言。 在另外一條線上，外圍調(diào)查顯示，B公司根本沒有在海關報關進出口相關機械設備的任何記錄，購買設備的確是個謊言。 丁書苗突然歸還了5000萬元 就在審計人員判斷東潤公司從B公司拿走5000萬元確實有問題的時候，B公司突然又有了新說法。他們解釋說，當時他們的確在馬達加斯加中標了一個項目，因為臨近年底著急購買設備，在沒有簽訂合同的情況下付款請東潤公司代買設備。但是后來馬達加斯加發(fā)生政變，中標項目被取消，停止購買設備，在審計人員介入后，東潤公司已經(jīng)歸還了5000萬元。 為了把這個過程說得“真實可信”，B公司還出具了一系列處理處罰相關責任人的證明文件。 審計進展到這一步，問題似乎已經(jīng)完滿解決。第一，B公司的主要問題是在簽訂合同之前向東潤公司違規(guī)付款，現(xiàn)在B公司已經(jīng)就違規(guī)問題處理處罰了相關責任人。第二，B公司面臨的實際風險是流失5000萬元設備采購款，現(xiàn)在這筆資金已經(jīng)安全地回到了B公司的銀行賬戶。 確實，責任人處理了，錢也回來了，一切看起來都是一場誤會，審計人員似乎可以撤了。但是審計人員仍然感覺有些不對勁。前思后想之后，他們提出，既然B公司在馬達加斯加有項目，那就再看看與馬方簽訂的合同。 B公司雖然毫無準備，但是倉促間還是給審計人員拿出了一份合同。審計人員一眼就看出，合同的對方是剛果，不是馬達加斯加。B公司再也拿不出與馬方簽訂過合同的證據(jù)。 審計人員知道，謊言是一個無底洞。也許看似微不足道的一個謊言，其實需要無數(shù)新謊言來彌補這個謊言留下的窟窿。當審計人員還沒有掌握十足的證據(jù)來戳穿謊言的時候，或許會有焦慮；而當已經(jīng)掌握了對方“死穴”的時候，取而代之的就是“淡定”了，只是要看說謊人到底能把謊言的泡沫吹多大。 在對B公司的延伸調(diào)查中，他們發(fā)現(xiàn)，丁書苗控制著博宥集團等幾十家企業(yè)，資產(chǎn)近40億元，但是納稅記錄不多。丁書苗和她的企業(yè)一定還有更多的秘密。 丁書苗的掮客身份逐漸明確 戳破了一個又一個的謊言泡沫后，審計人員開始琢磨，這筆所謂的設備采購款到底是什么用途的錢？ 審計組開過多次業(yè)務會，大家曾討論過，說法不盡相同。 一位經(jīng)驗豐富的審計組負責人分析說，隨著中央反腐敗斗爭力度的不斷加大以及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制度的不斷完善，由一人或數(shù)人全過程實施某一違法違紀行為已經(jīng)非常困難。近年來，一些領導人員開始由本人親自作案轉(zhuǎn)型為主動尋找“代理人”勾結串通作案。他們的通常做法是，將原本可以按正常程序完成的行政審批事項或者工程招投標活動，轉(zhuǎn)為必須通過中介方才能取得的資金和項目，然后通過中介機構獲得巨額利益。 審計組綜合判斷分析認為，東潤公司及其背后的博宥集團很可能就是在扮演這種中介或掮客的角色。這起5000萬元虛假設備采購合同問題，表面上看是一般性的違規(guī)問題，背后可能隱藏著重大經(jīng)濟犯罪案件。于是，在2009年12月，審計署將這起違規(guī)問題線索移送給中央紀委。中央紀委就此成立了專案組。 對審計人員來說，這次審計移送只是個開始。在接下來的兩年時間里，他們與丁書苗及她背后的高鐵帝國結下了“不解之緣”。 按照審計署統(tǒng)一安排，2010年對京滬高鐵建設項目實施第二輪跟蹤審計。就在那年除夕的前一天，審計署公布了對京滬高鐵第一次跟蹤審計的審計結果公告，其中不乏大量鐵路建設資金被違規(guī)使用的問題。審計人員發(fā)現(xiàn)的丁書苗違法違規(guī)問題線索還處在繼續(xù)調(diào)查取證階段，并未列入那一次的審計結果公告。盡管如此，那份審計結果公告還是引起了強烈的社會反響。 審計人員心里很清楚，他們正在審計的情況比第一階段公布的問題還要嚴重很多。他們只有更仔細更認真，拿出沒有瑕疵的審計證據(jù)，才能讓被審計單位和當事人信服，才能回應社會公眾對京滬高鐵建設項目的高度關切。 后來，中央紀委專案組查實，那5000萬元所謂設備采購款的確是B公司支付給丁書苗的中介費。此外，B公司還通過海外渠道支付給丁書苗1000萬歐元。也就是說，B公司給丁書苗旗下的企業(yè)支付了將近1.5億元的中介費。 這只是京滬高鐵建設項目中一個標段發(fā)生的問題，其他標段有沒有類似的問題呢？于是，審計組負責人安排審計人員對京滬高鐵中標施工單位逐個排查，重點核實有無以虛假合同、虛假發(fā)票或咨詢費、中介費方式轉(zhuǎn)移資金問題。 2010年，在審計署對京滬高鐵建設項目實施的第二輪跟蹤審計中，審計組派出審計人員專門負責延伸調(diào)查丁書苗及其家族成員和所控制企業(yè)的經(jīng)營業(yè)務和資金收支情況。 很快，審計組發(fā)現(xiàn)，另外一家中標施工單位C公司于2009年12月29日至2010年1月4日，分4筆從結算賬戶中隱蔽轉(zhuǎn)出資金9936萬元，以“投標保證金”名義匯入青島某民營咨詢公司，未在C公司會計賬簿中反映。 延伸審計發(fā)現(xiàn)，該民營咨詢公司已經(jīng)注銷了納稅登記，在其收到所謂的9936萬元“投標保證金”后，將其中5468萬元轉(zhuǎn)入丁書苗及其子女的銀行賬戶，其余資金匯入山西省某家企業(yè)。 審計人員預感到，C公司與B公司一樣，很可能也是在給丁書苗支付中介費。于是，審計署第二次向中央紀委移送了與丁書苗有關的京滬高鐵建設項目案件線索。 這個時候，有一個問題一直縈繞在審計人員的腦海中：B、C兩家公司在業(yè)界都有較強的競爭力，他們?yōu)槭裁匆蛞患颐駹I企業(yè)支付如此高額的中介費？ 在審計組審計京滬高鐵某客站建設工程中標施工單位D公司時，審計人員又有新發(fā)現(xiàn)。D公司向丁書苗控制的這家民營咨詢公司支付了6700萬元“中介費”。 中介費？這么大金額的中介費？而且是支付給一家已經(jīng)注銷了稅務登記的咨詢類公司？面對審計人員的追問，D公司提供了所謂的咨詢服務合同。這是審計人員第一次見到丁書苗控制的企業(yè)與施工單位簽訂的咨詢服務合同。 合同明確約定，“確保D公司中標高鐵工程項目”，“按工程中標價的3.5%～4%收取中標服務費”。延伸調(diào)查資金流向發(fā)現(xiàn)，這筆中介費分15筆轉(zhuǎn)至丁書苗等人的個人銀行賬戶。 確有靠山，能操縱京滬高鐵招投標 一家、兩家、三家，這些公司為什么要給丁書苗支付中介費？ 丁書苗家族企業(yè)從京滬高鐵施工單位獲取的非法中介費收入已經(jīng)從5000萬元累積到了兩億多元之巨。審計人員基本認定，丁書苗就是幫助上述施工單位中標京滬高鐵建設工程的掮客。 丁書苗背后是誰呢？ 誰能讓丁書苗輕易地對外承諾“確保中標”呢？ 審計組負責人慎重考慮后指出，外圍證據(jù)已確鑿無疑，下一步必須正面接觸負責京滬高鐵建設的京滬高鐵公司，挖出丁書苗的靠山。 審計組進駐京滬高鐵公司，對京滬高鐵招投標資料、評標資料逐項深入分析，重點核查和了解向丁書苗支付巨額中介費的上述3家施工單位的招投標情況和資料。 招投標資料顯示，上述3家施工單位在參加招投標時均存在這樣那樣的違規(guī)問題，但是都能順利通過資格審查。進一步審查評標資料發(fā)現(xiàn)，評委集中給上述3家施工單位打出最高分，且都是遠遠高于其他未中標單位的分數(shù)，人為控制招投標結果的痕跡非常明顯。 一切不尋常的細節(jié)都若隱若現(xiàn)地暗示，丁書苗在鐵路建設的主管部門確實有“靠山”，能夠幫助她操縱京滬高鐵建設工程的招投標。 審計人員在與京滬高鐵公司及中標施工單位的有關人員座談時了解到，丁書苗在鐵路系統(tǒng)的“能量”極大，好多施工單位確實需要找到丁書苗才能確保中標高鐵建設工程。 有關部門后來的調(diào)查證明，賦予丁書苗如此神奇“能量”的正是劉志軍。在京滬高鐵建設工程招投標過程中，劉志軍屢屢打招呼幫助施工企業(yè)中標，由丁書苗向中標企業(yè)收取高額中介費。但是因為劉志軍當時還在位，京滬高鐵公司及中標施工單位的有關人員只能私下反映情況，不敢公開指認。 一個巨大的貪腐案終于水落石出 案件重大，限于審計職權和手段難以繼續(xù)調(diào)查，審計署遂決定將上述案件線索再次移送給中央紀委。對劉志軍、丁書苗重大貪腐案的調(diào)查，由此拉開了帷幕。 2010年12月21日，中央紀委收網(wǎng)，丁書苗被專案組控制。專案組的審計小組在初步審查博宥集團的財務資料后發(fā)現(xiàn)，這家?guī)缀鯖]交過稅的企業(yè)，共計收取各鐵路施工企業(yè)中標中介費15億元。 在丁書苗被控制后，專案組迅速查明，在京滬高鐵建設項目招投標過程中，丁書苗與劉志軍之間的利益鏈條是，劉志軍負責向下屬單位打招呼，丁書苗則向中標企業(yè)收取高額中介費。 后來公訴機關指控，丁書苗先后幫助23家公司中標57個鐵路建設工程項目，中標的標的總額超過1800億元。在上述57個項目中，劉志軍為其中53個打過招呼。丁書苗等人從中獲得好處費30多億元，其中她個人獲利20多億元。 從記者了解的情況看，隨著反腐敗斗爭力度的不斷加大，腐敗問題得到了有效遏制，但是一些領域權錢交易的做法變得更加隱蔽。一些社會中介機構和個人以“中介服務”的名義進行權力尋租活動，成為一些領域腐敗犯罪的新形式，交易事項多涉及“公權力”，需要進一步加大防范和懲治的力度。